莫言《父亲的画像》
父亲今年93岁，身体很好，除了耳背一点，视力、记忆力、反应的敏锐程度，都不弱于中年人。在我参军离家前近二十年的记忆中，父亲可敬不可亲，甚至有几分可怕。其实他轻易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也很少训斥我，但我说不清楚，为什么要怕他。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，喜欢恶作剧的人，在我背后悄悄说：“你爹来了!”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。不仅是我怕，我的哥哥姐姐也怕，我的堂姑、堂叔们也都怕。姑姑说他们年轻时在一起说笑，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，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，等我父亲走了才能慢慢活泼起来。
搜索我的童年记忆，父亲也曾显露过舐犊之情。记得我13岁那年，家里翻盖房子，一时找不到大人，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。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，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，当我们摇摇晃晃的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，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打量着我，并赞赏地点了点头。
其实，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，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在私塾里受到的教育，确定了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他轻钱财，重名誉。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。我小学辍学后，父亲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很着急。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，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。在那个年代，父亲的想法是不现实的，但由此也可见出他对我失学的焦虑。
1973年8月20日，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，每天挣一元三角五分，一半交给生产队，一半归自己所有。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，更没跟我要过钱。后来，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，当兵后又提了干，成了作家，几十年一转眼过去，父亲也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，更没跟我要过钱。每次我给他钱，他都不要，即便勉强收下，他也一分不花，等到过年时，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。
父亲解放前就跟共产党的征粮队去征集粮食，解放初期也曾在区里帮忙干过财会工作。因他有文化，工作极其认真负责，从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担任大队会计，一直到80年代中期。按说大队会计是不需下地干活儿的，但父亲一直坚持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记账算账。1982年暑假我回家探亲，听到广播喇叭播放父亲的模范事迹，说父亲当了近三十年会计，没记错一笔账，没贪污一分钱，被同行们誉为“万笔清”。
也就是在那个暑假里，我接到了战友的信，告诉我提干命令已下来的消息。当时我大哥也回来探亲，我把信给他看了，他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。父亲看完了信，什么也没说，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，咕嘟咕嘟喝下去，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。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，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，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，那样克制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我写小说三十多年，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，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。他不放过一切机会的提醒我：一定要谦虚、谨慎，看问题一定要全面，对人要宽厚，要记别人的恩，不记别人的仇。现在想来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，对我的做人、写作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父亲早就主张拆掉的“莫言故居”成了热点，市里要出资维修，一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。父亲说，如果硬去拆掉，也不通情达理，但维修不应由政府出钱。父亲拿出钱来，对房子进行了维修。今年夏天，父亲又做出决定，让我们将“旧居”捐献给市政府。当然，我知道父亲内心深处更希望来一场暴风骤雨，将这几间旧房子夷为平地，然后种上庄稼或是植上树木。但既然这所谓的“旧居”，真的能给乡亲们带来一些好处，那就姑且让它立在那儿吧。
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，父亲代我回答：“他获不获奖，都是农民的儿子。”当有人慷慨向我捐赠别墅时，父亲代我回答：“无功不受禄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”获奖后，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是：“获奖前，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，获奖后，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。”我把这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。
拉拉杂杂的写了这么多，还未写到父亲的画像。为我父亲造像者何人？当代画坛巨擘江东范曾也。范先生说很敬佩我父亲的为人，要为他画张像。范先生如椽巨笔，会为一个农民造像？当然我绝没怀疑范先生的真诚，但也没太往心里去。没想到今年4月30日，范先生竟亲手把画像交给了我父亲。
真是满堂生辉啊！这是我父亲吗？这是我父亲的画像。只见画像上的父亲，头戴一顶有几分调皮的棒球小帽，右手抚案，左手持一本线装书，正在聚精会神的观看。父亲读书入神时，嘴是嘟着的，那神情十分逼真。真是寥寥数笔，形神兼备啊！父亲看着自己的画像，脸上漾开幸福的笑意。
当天晚上我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名酒，并向父亲炫耀着这酒的珍贵。父亲抿了一口杯中酒，摇摇头说，也尝不出特别的好来。父亲讲起支援淮海战役时，他推着300斤小米，跟着小车队，在冰雪泥泞中跋涉了八天，到达临沂粮站卸下粮食后，去路边的小饭馆里买了二两散酒，在柜台边上站着喝下去，然后走到街上，感到脚下像踩着云彩一样。父亲说：“这辈子我再也没喝过那样的好酒。”

